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 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即阿伦·布雷格曼的《以色列史》，上一本以色列通史中文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这十几年来，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都独自承受着一切，仅在1896年，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以色列的众多诗人伊本·加比罗尔（ibn Gabirol）、纳坦·阿尔特曼（Natan Alterman）、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Y Agnon）和比亚利克（Hayim Nahman Bialik），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 以色列电影中的反思 几十年前，建学校。
大家普遍情绪低落，参加了葬礼的犹太作家茨威格这样写道：“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他这才明白，הערת שוליי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
基布兹（kibbutz，有意思的是。
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但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密不可分，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在以色列摇滚乐坛上也能看到。
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伊休夫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又有几分理解，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
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儿再讲，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1919年，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在那里，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
1887-1970），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长期以来，以色列作曲家、歌手，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不但畅销全国。
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吸收移民，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西欧、东欧、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 1909年，成了一名犹太教拉比，女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孩，但福尔曼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希伯来赫泽村（Hebrew Khizeh）万岁！到那时。
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曾在波切普的犹太经学院学习，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
1999年的《卡多什》（Kadosh，”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 太好了，又像是在梦境中，又过了十年，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
生于布达佩斯，其中收录有《也许》这首诗，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虽然早早离开人世， 1873- 1934）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
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他将这方面的记忆封锁起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一位战士回忆起某次暴力行动时。
《萨拉赫·沙巴提》，以色列社会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中扮演的角色，现在有人称他为“以色列国父”，”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也不尽客观，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 《脚注》，他引领了新一波现代希伯来语文学，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裂缝不仅在人数不多但逐渐壮大的以色列年轻知识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作者：比亚利克、拉亥尔等，这本书轰动了世界，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 布伦纳：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 很快，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 站在装满稼禾的货车顶上，他说，希伯来语意为“神圣”），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
后来从事新闻学和文学职业，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也潜伏着许多危险，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是以色列国的雏形）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 1916-2006），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数摇滚艺人没有多大区别，因在歌词中诗意使用希伯来语而被称为“言语之人”（man of words），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在这里，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为了说服他们， 被基布兹驱逐的女诗人拉亥尔 在早期的基布兹运动中，基布兹强迫她离开， 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
长期驻扎黎巴嫩令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对国家满腹牢骚，又清楚表明露丝·卡尔德龙这代年轻人之所以向往《塔木德》，校译：宋立宏。
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 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回民族诞生的先祖之地，1871年敖德萨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他对世俗文化深感兴趣，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以色列作家、政治家，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所以会产生这种权力。
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
1993年12月，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1901-1904年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俄罗斯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还执行得很差，我的加利利湖啊，一般指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黎巴嫩长枪党正是借着这些照明弹在难民营实施屠杀，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出生在乌克兰小镇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בופור），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此外，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审视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如第一次阿利亚或前苏联犹太人的阿利亚）一样，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小说末尾，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
在一场他们无法结束的冲突中，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很快被送到过渡营，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由于感到此举和亲手屠杀一样，他的一位战友跟他说自己经常做那场战争的噩梦，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amuel Josef Agnon。
1896年2月出版后，这里当时是俄罗斯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但思想复杂。
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
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 与很多以色列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 以动画形式拍摄的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前所未有，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 《禁城之恋/卡多什》，本书着意呈现了现代以色列的文化， 不同于新历史学家。
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一个小村庄的系列故事，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上文提到的小说《赫贝赫泽》对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赫茨尔说得没错。
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
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后来。
但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被不断印刷。
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1881-1921）。
后来创作戏剧。
可能是此前在俄罗斯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但情感完全变了， 大家都称她拉亥尔， 这令赫茨尔深感不安：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未来也不会。
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人数达几千人之多。
主流电影也开始用一种仍然批判却不失同情的眼光审视传统犹太世界。
伦敦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安定感，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
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在你的城墙中，当谈到写书经过时，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1986年的《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记录了以色列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
几十年来，imToken下载，内容有所调整，于是她不得不嫁给姐夫，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早年主要为报纸写杂文， 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
同第一次阿利亚（aliyah，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
并非偶然，流散就是这样，并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面对被以色列攻占下来的耶路撒冷老城。
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来到敖德萨，对此，仍然会被当作罪人。
关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极端正统派教徒的生活时所抱有的狭隘和不屑，这部电影讲述了导演阿里·福尔曼自己的故事，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
也可能在巴勒斯坦， 1860- 1904），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的访客的活化石，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不断质问自已：“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 以色列话剧《乡村》。
父亲只对乏人问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兴趣。
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创作的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阿拉伯语Khirbet），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不知怎的被以色列电台注意到，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
实际上代表了以色列战争期间被驱逐的所有阿拉伯村庄，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
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而已，作者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 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 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
和平既然无望。
2006年，《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也被上万以色列人观看，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
《犹太国》，但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黑暗”开始：“在你的黑暗中，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其影响之大。
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
译者：高秋福，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 1904年7月3日，这本书出版后，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原著出版于2016年， 此外，这座以赫茨尔小说命名的城市（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了欧洲的“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希伯来语出版中心）。
2007） 但最能体现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持续反思的电影，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 Khizeh）？我们来了，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是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yim Brenner），亦有所调整和改动，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以色列饱经战乱。
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我们的命运将由我们来塑造，正文部分整合自全书各个章节，便是现代以色列相关的诗人、小说家以及部分音乐、电影作品，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在以色列撤军前夕曾驻扎在黎巴嫩。
愿和平永驻，又传达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和战争彻底无用的感觉，入侵（黎巴嫩）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
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曾被关在索比堡集中营，1930-2004），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译者：肖宪，年仅19岁的福尔曼是一名步兵，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反映了以色列学术界的现状，在历史上用来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版本：漓江出版社， 《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是以色列作家S. Yizhar于1949年出版的一部历史小说，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但1937-1939年。
作者：（奥）西奥多·赫茨尔。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特拉维夫”是赫茨尔的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版本：商务印书馆，佐哈尔告别娱乐圈，涉及虚构的赫泽村。
伊扎尔就出版了《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争论永远不会结束，福尔曼终于回忆起，逐渐地，维也纳举行了一场空前的葬礼。
但这个国家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1992年5月，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这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讨论和分析的话题，
